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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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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文革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和印象,恐怕百年也难以平息和消散。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段话是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简单定义,它把所有的错归结于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归结于了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半个世纪前的事很陌生。在我们的思想中,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与我们的意识之中,或多或少的对其不能作出真确的判断。       然而到底是谁改为四十六年开始的那场浩劫买单?人们又该如何公正的看待那段历史?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由谁来买单?)

1.文化大革命导火线:文革是怎么发生的?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         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更多内容】
2.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分析:文革是谁引发的?
  文革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1957年以后,发生在党内的左倾错误,表现在:把朋友当成敌人,扩大打击面(整风反右运动把50万知识分子划成右派,错误率达99%),认为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打破旧世界”转向“建设新世界”,这种左倾错误理论、实践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文革的指导思想来源于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四个存在”理论,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研究,曾经呈现这样一个轨迹:发端之时,多着眼于毛泽东个人的志趣与思绪,人们的目光放在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发动和领导”这方面。例如毛泽东对多年共事的战友一个个都不信任、不放心了,要打倒,于是便有人悉心搜寻某人何时因何故“触怒”了或是“失宠”于毛泽东的所谓“宫廷秘闻”。这种发微探幽的好奇心,使研究的目的和方向有些不明不白。随着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人们开始从更广阔的视野进行探索,竟一下子出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角度”,众说并列,头绪繁多,似乎“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端,都成其为起因。然而,当人们举目环顾四周时,发现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一些主要弊端,如政治体制僵化,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等等,在别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尽管表现的形态和严重的程度有所不同。而那些国家虽然也出过一些乱子,却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动乱。人们再一次疑惑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毕竟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于是,人们又把目光投向“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对当时和之前的种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试图从中找出因果联系和主导因素。   众所周知,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动乱,起因绝不是单一的,更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由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所萌发和制约的。 ……【更多内容】
3.揭露:文革背后策划的黑手们究竟是谁?
  “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派重要政治势力,被视为毛泽东贯彻其“文革”政治思想的主要推手。   四人帮为文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形成的一个政治集团的名称,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其成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江青为毛泽东之妻,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均由毛泽东从上海提拔到中央并委以重任,四人在后期皆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张春桥指使,姚文元编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革前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对“文革”的发动和打倒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9年中共九大上,三人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成为了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   1970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在林彪的支持下,陈伯达等人对张春桥发起了含沙射影的猛烈攻击;但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大会转而批判陈伯达。1971年,在“副统帅”林彪出逃并丧命之后,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从上海上调中央,不久就和江青等三人结成联盟。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洪文被选为排名第二(仅在周恩来之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四人帮的势力空前强大。   1974年1月,江青等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将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邓小平重新崛起,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长),实际负责日常工作。特别是在1975年的第四届人大上,四人帮的组阁计划以失败告终,四人帮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晚年的毛泽东虽然并未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但在第四届人大之后也没有再削弱四人帮的势力。相反,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却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再次将邓小平打倒。在逝世前,毛泽东将华国锋确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   四人帮在毛泽东逝世时的具体职务是(按中共党内地位高低顺序):王洪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全国的舆论;江青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没有具体权力,却以“毛泽东妻子”的特殊身份成为四人帮的核心人物。 ……【查看全文】
4.“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给中国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政治上:“十年文革”不搞“一言堂”,党政内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经常进行“开门整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实行党务、政务公开。人民群众随时可以对党员、干部在工作乃至生活中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甚至用“大字报”形式对党员、干部乃至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揭发、批判。党政领导干部中的贪污现象极其罕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廉政”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及企事业都实行“一把手负责制”,人事、决策上“一把手”说了算,财务上“一把手”审批。上下级关系实质上就是上下“一把手”的关系。其余人员说好听点是“助手”,说难听点是“附庸”,对“一把手”只能“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一把手”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干部考核制度形同虚设。一旦大权在握,这些“领导干部”就不失时机地利用手中的权利,上下勾结,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贪赃枉法、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弄虚作假,可以说是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老百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普通党员干部明知天欲坠,恨无回天之力。   经济上:“文革十年”期间,不说痉弹爆炸、卫星上天和工业的发展,在度过一九六0严重自然灾害后,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毛泽东主席去世前,国家就实现了既无外债也无内债。在农村,依靠集体的力量,使山塘水库星罗棋布,农田基本改造遍地开花,大大改善了耕作条件。粮食生产逐年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农村的合作医疗解除了农民因病致贫的后顾之忧。残疾人和孤寡老人实行了“五保”。我的家乡是福建省的一个偏僻的山区,就在这“文革十年”,毛主席把学校办到了“贫下中农”的家门口,我的家乡实现了村村有完小,乡乡有中学,大大普及了农村的文化教育。也就是在这“文革十年”实现了村村通公路。改革开放后,城里的高楼大厦多了,各种民营企业多了。广大农村包括我的家乡,虽然由于实行了联产承包制,激发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粮食产量提高了,吃饭问题解决了,可二十多年来,山河依旧,面貌未改,甚至,农村中因病因学而至贫的日益增多。残疾人和孤寡老人自生自灭。   社会道德风貌上:“文革十年”,“破四旧“浪潮确实使我国民间的一些文化遗产遭到了破坏,但换来的却是人们思想的一大解放。封建迷信被扫除了,人们不信神,不信鬼,用自己的行动焕发出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现象随处可见。文革“串联”时,人们坐车的拥挤不亚于现在的“春运”高潮,可极少出现打斗、扒窃、诈骗的情况。一九六七年,我的一个同学在“串联”途中一个行礼包丢在了火车上,包中有颇值钱的物品,可两个月后这个包被寄回来了。“文革十年”直至八十年代初,人们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太平盛世。改革开放以来,“文字狱“不存在了,“以言定罪”自然也没了。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人们终于敢怀疑了,包括共产党人,而且开始怀疑了。人们怀疑伟人,怀疑毛泽东,怀疑共产党,怀疑共产主义,怀疑过去,怀疑过去的一切,也怀疑身边,怀疑身边的一切,怀疑父母,怀疑兄弟,怀疑朋友,怀疑同事,怀疑雷锋精神,怀疑助人为乐,怀疑所有的人和事。人们只相信一条法则:强者存,弱者亡。人们只相信一条道理:人不为己,天殊地灭。人们只有一个终极目的:发展经济。于是乎,可以不论黑白,为了争权夺利,敛财致富,无所不用其极。真可谓贪污挪用、买官卖官、拦路抢劫,敲诈勒索,百业兴旺;贪官污吏、车匪路霸、扒手小偷、杀手人贩,人才辈出。大概对于绝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过去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只是虚构的“人间天堂”了。 ……【查看更多】
5.文革终落幕:文革最后是如何结束的?
  华国锋上台   华国锋当权后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于他的权力来源只是毛泽东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东兴等毛泽东晚年的卫士支持,面对着邓小平这一批元老,华国锋的经验、政策、革命历史也比不上邓小平,故华国锋忧心会被这些元老夺去大权,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泽东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还有传闻说[来源请求],在政治局会议上,常委之一(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华叶二人)的国防部长叶剑英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否则他也辞职。叶是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时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再加上他在军队中的权威,令华不得不屈服。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宣布文革结束   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仍以肯定的态度对待文革。   揭批查运动与清理“三种人”   主条目:拨乱反正   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开展了对文革的清理运动,对文革中积极参与的人进行了抓捕,审判。但是期间亦有打击面过大、冤假错案及选择性办案的情况。   邓小平掌权   1978年5月,邓小平把握机会,由他最亲密的战友、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为自己造势,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9月,全国人大召开,华国锋迫于形势,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至此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对四人帮的审判   1980年11月,由江华担任庭长的特别法庭开始并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国也开始广泛讨论,重新评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1年1月,最后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人分别被判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江青后来在保外就医期间在寓所内自杀。文革中的受害者陆续平反,这个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更多内容】
结语
一些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经济文化停滞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这场不幸。这都是由毛泽东策划、发起和基本控制的,毛泽东应为这场灾难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还有一些人认为,文革本质上是林彪、江青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巨大的影响力意在扰乱国家趁机夺权,是四人帮的错。其实,除了毛泽东错误估计革命情况,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还有很多国内外因素,没有说是谁的错,只能说大家都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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